自 序
況周頤《蕙風詞話》云：「吾聽風雨，吾覽江山，常覺風雨江山外有萬不得已者在。此萬不得已者，即詞心也。」余覽杜詩，則有憂生憂世萬不得已者自沉冥杳靄寂寞中來。此萬不得已者，即杜之詩心也。此詩心詩意「即之愈稀，味之無窮」，超越語言，超越個體之生命，與華夏文化同在，引我思，引我悟。偶有怦然心動之處，則寓諸筆端，雖無千岩萬壑，或有竹露滴響，匯為此集，以便省覽。敝帚自珍，亦人之常情。憶及廿六年前，余踏雪濟南，負笈蕭滌非先生門下，完成博士論文《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往事如昨，痛先生已歸道山，遂題集曰《杜甫研究續貂》，用志先師陶冶煦育之恩云爾。
林繼中 庚寅歲首 於我園寓所
目 錄
自 序 —————————————————————————————————————— 甲
上 編
杜詩學——民族的文化詩學 —————————————————————————— 二
沉鬱：士大夫文化心理的積澱 ——————————————————————————— 七
杜詩的張力——忠君愛民思想在杜詩中的表現形式 ————————————————— 二○
星宿之海：杜詩中的道德情感 ——————————————————————————— 三四
天地境界——杜詩中的人倫、人道、人格 ————————————————————— 五七
中 編
杜甫——由雅入俗的拓荒者 ——————————————————————————— 八○
杜甫早期的干謁遊晏詩 ———————————————————————————— 一○二
杜詩情感意象的一種構圖方式 ———————————————————————— 一一三
詩心驅史筆——杜甫《八哀詩》討論 ——————————————————————— 一二四
杜律：生命的形式 ——————————————————————————————— 一四○
論杜律鋪陳排比的敘述方式 —————————————————————————— 一五三
讀杜小劄 —————————————————————————————————— 一六七
下 編
百年杜甫研究回眸 —————————————————————————————— 一七四
趙次公及其杜詩注 —————————————————————————————— 一八○
杜詩與宋人詩歌價值觀 ———————————————————————————— 二一九
杜詩與宋人詩歌價值觀續論 —————————————————————————— 二三○
從結構分析中得「心解」 ——浦起龍《讀杜心解》特色之一 ———————————— 二四三
「知人論世」批評方法的升華 ——《杜甫研究》學習劄記 ————————————— 二六○
跋 ————————————————————————————————————— 二六九
上 編
杜詩學——民族的文化詩學
廖仲安先生的《杜詩學》（《首都師範大學學報》1994年第5、6兩期）以簡要的文字疏而不漏地勾畫了杜詩學的歷史形成，在學術文化界面臨大變革之今日，及時地總結了歷史經驗，由此對杜詩學的未來形成一種展望。
據我的理解，該文所示杜詩學之歷程，可概括為如下的圖式：
對杜詩內容與形式的討論——對『詩史』的認識——發掘倫理、人格的意義。
簡單地說，就是人們首先認識到杜詩集古今詩歌之大成的意義。元稹《杜工部墓系銘》：『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這段名言，最具代表性。元、白倡新樂府，也是從學習杜甫『緣事而發』、『借古題寫時事］入手，關注杜甫對詩歌的內容與形式方面的貢獻。由於他們對杜詩內容現實性的注重，便引發了人們對杜詩具有史的意義的認識。晚唐孟棨《本事詩》首稱杜詩為『詩史』，但對其內涵有深刻發露的是宋人胡宗愈《成都草堂詩碑序》：『先生以詩鳴於唐，凡出處，動息勞佚，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於詩，讀之可以知世。學士大夫，謂之詩史。』此後，凡經亂離，人們都分外痛切地感受到杜詩這一『詩史』的特質。而王安石則注重其人格力量與倫理風範，《杜甫畫像》云：『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壯顏毅色不可求。浩蕩八極中，生物豈不稠，妍醜巨細千萬殊，竟莫見於何雕鎪。惜哉命之窮，顛倒不見收。青衫老更斥，餓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後，攘攘盜賊森戈矛。吟哦當此時，不廢朝廷憂。常願天子聖，大臣各伊周。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颼颼。傷屯悼屈止一身，嗟時之人我所羞。所以見公畫，再拜涕泗流！』自此，杜詩中的濟世熱情、政治信念、人情倫理、詩聖風範，成為杜詩學研究的熱點。
以上為歷來杜詩學的三個基本支點，而廖文深刻處，還在於指明三者共存卻因人、因事、因時代而各有側重。如宋之黃庭堅，重在對杜詩詞章方面的繼承，力倡『以俗為雅，以故為新』，並以之為號召建立江西詩派而風靡一代；同為宋人的李綱，因處於民族危難之中而更注重杜詩的人情倫理，在《重校正杜子美集序》中說：『子美之詩凡千四百三十餘篇，其忠義氣節，羈旅艱難，悲憤無聊，一見於詩。……平時讀之，未見其工，迨親更兵火喪亂之後，誦其詩如出乎其時，犁然有當於人心，然後知其語之妙也。』至明前後七子和楊慎諸人，則主張學古詩必漢魏二謝，學今體詩必盛唐杜甫。看似尊杜，實則排斥杜甫那些詩史名篇的五古、七古。甚至集注杜之大成的清人仇兆鼇，廖文也於充分肯定之際指出：仇氏因以進《杜詩詳注》受知於康熙皇帝，所以在注中強調杜甫『立言忠厚，可以垂教萬世』，往往有意識地削弱杜詩的思想鋒芒。通觀全文，杜詩學源遠流長且未有窮期之歷史發展軌跡歷歷在目，從中不難看出，其總趨勢必然是三個基本支點的交融。於是廖先生於文末水到渠成地總結道：『從一般歷史文化意義來說，杜詩的影響所及，早就不局限於文學範圍。』
這是總結，也是展望。
杜詩中蘊含的極其豐富的真善美，的確有其文學所不能局限的意義。就以用力最勤的杜詩注而言，不同時代、不同注家，對讀者都有其不同的導向，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如宋人治杜詩學，所尚在輯校集注，並頗重系年與出處，是與宋人崇杜，對杜詩有史的特質的認識，以及江西詩派倡杜詩『無一字無來處』有關；而元人治杜詩學，一轉而為批點、選注，風行數百年，乃至在明清兩代形成一種專讀杜甫律詩的風氣，是與封建後期文化專制日甚，文人噤不敢言而八股日漸風行有關。杜詩學與文化這層密切的關係，已為現代學人所關注。以《兩岸叢書》張高評編《宋詩綜論叢編》為例，所選大陸學者有關論文28篇，其中就有5篇是專題論杜詩與宋人之關係(1)之角度，也大體上是從宋人的杜學切入。可見杜詩已超乎文學範疇，這是杜詩接受史成為文化史的一條不容忽視的線索，發掘杜詩流傳過程中帶出的種種文化意義，也就成為杜詩學題中之義。
那末，我們對杜詩學的文化意義是否已經有了足夠的認識並取得共識？未必。曾經成為『顯學』的杜學，在時下講究『實用』的社會風尚中受到衝擊是可以料想的。然而，真正有生命力的東西毋需保駕，只要做適當調整，杜學繼續發展也是可以料想的。調整自身，才是問題的關鍵。顯然，作為求發展的杜學本身不宜無視外部環境的變遷而依然故我，一仍其舊地只在傳統範圍內討生活。管見以為，杜學之生命所在，並不在於能以不變應萬變，恰恰相反，其生命所在，乃在於杜詩本身有極其多面的豐富內涵，且與中國文化精神息息相通，因此：一、它具有大多數古代作家所不能企及的典型性與普通意義，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相對穩定的因素，具有頑強的生命力；二、隨着時代環境的變化與文化精神的變遷，不同時代不同的人對杜詩有著不同的再認識，它是個探不到底的動盪的海洋。變，也是杜學生命之所在，而且是在『永生』意義上的生命之體現。這種變可以與傳統並存不悖，也可以是傳統的合理延伸。如清人已經意識到『讀杜不專是學作詩』、『杜詩合把做古書讀』、『史家只載得一時事蹟，詩家直顯出一時氣運』（浦起龍《讀杜心解》）；而我們則將杜詩學推進一層，做一番關係民族文化心理的研究，這是順理成章的事，可以說是變，也可以說是某種繼承。
在民族文化心理的層次上研究杜詩，不僅是需要，也是可能。事實上已有論者注意到杜甫曾是中國文化生命的﹃托命之人﹄，是中國文化的人格代表，由此進而探索中國的文化精神(2)。匡亞明先生將莫礪鋒著《杜甫評傳》收入所編《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恐怕也是出於類似的考慮。我認為，這是有識之士對杜詩學所作的適當調整，在某種程度上預示了杜學的前景。
就以歷來人們已形成共識的杜詩風格特徵『沉鬱頓挫』而言，在這一獨特藝術風格中，就飽含了民族文化心理的內容。浦起龍《讀杜心解‧發凡》云：『老杜天姿厚，倫理最篤，詩凡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都從一副血誠流出。』所謂『一副血誠』，並非什麼玄之又玄的東西，究其實，不過是指其人格的自然流露而已，其中『倫理最篤』又顯然與杜甫篤信儒學有直接關係。試讀《鳳凰台》詩：
亭亭鳳凰台，北對西康州。
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
山峻路絕蹤，石林氣高浮。
安得萬丈梯，為君上上頭。
恐有無母雛，饑寒日啾啾。
我能剖心血，飲啄慰孤愁。
心以當竹實，炯然忘外求。
血以當醴泉，豈徒比清流。
所重王者瑞，敢辭微命休。
……
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
深衷正為此，群盜何淹留。
詩中有濃鬱的悲天憫人意味，或許不無佛家普渡眾生的影子，但『所重王者瑞』、『再光中興業』云云，則明白無誤地表明其核心思想是孔孟的仁學，在其『悲天憫人』的古代人道主義當中，倫理的含量甚高。這種『一副血誠』顯然傳自『文化基因』。我們尤感興趣的是，這種悲天憫人的意味往往能煥發出沉鬱之美。翻檢杜詩不難發現，凡涉九廟焚、萬民瘡者，往往沉鬱的意味最厚。如《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春望》、三吏三別、《有感五首》、《又呈吳郎》、《登岳陽樓》等等，此類例舉不勝舉。推而廣之，在中國文學史上，凡是將個人的情志與民族國家群體之憂患血肉相連的優秀文藝作品，大都能不同程度地得沉鬱之美，如陳子昂《感遇》、庾信《哀江南賦》、司馬遷《史記》、屈原《離騷》等。可見，沉鬱風格是與某種民族文化有著深層的聯繫的，比如說儒家個體皈依於群體的價值觀及由此產生的歷史責任感，甚或可追蹤到《易》，所謂『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以及《詩‧載馳》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之類我民族先民普遍存在的深廣的憂患意識。
以上例子，或許能給我們啟示：將杜詩研究從單個作家、線式因果研究的封閉體系中解放出來，放在文化大系統中以大觀小、經緯交織地進行考察，這會更有利於發掘杜詩深層的內蘊；同時，由於杜甫及其創作所具有的罕見的典型性，隨着這一研究的深入，勢必有助於人們對中國文學乃至中國文化及其某些規律的認識與歸納。因此，筆者認為：杜詩學可以、也應當成為我民族的文化詩學。
注釋：
(1)這五篇論文的題目是：《從陶杜詩的典範意義看宋詩的審美意識》、《論宋人對杜詩的態度》、《杜詩與宋人詩歌價值觀》、《論宋學對杜詩的曲解和誤解》、《論杜甫晚期今體詩的特點及其對宋人的影響》。
(2)參看胡曉明《略論杜甫詩學與中國文化精神》，《文藝理論研究》1994年第5期。